我今年97岁，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有74年。回顾过往，我一生都坚守着19岁时铭刻在心底的信念：我的生命应当致力于为人民服务。

从小，我就在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中成长，对正义的追求早已在我心中生根发芽。中学毕业后，我遵从父母的意愿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完成了医学预科。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冲破阻力，走上街头参与游行，还组织了民歌社，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，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学习。在那里，我们既学习政治理论，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文艺演出。对我而言，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，自由的空气中洋溢着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其中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我很快在团队中崭露头角。许多队员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，在演唱附点音符和切分音时常有偏差，我就耐心地逐一纠正。大家见我颇有心得，便推举我负责打拍子，我的指挥生涯就这样应革命工作的需要，不经意间开始了。

文工团的经历，潜移默化地教育了我，使我深刻理解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这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之中，我聆听了当地老乡淳朴的歌声，那歌声真挚动人，充满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。

1952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没有人明确教导我应持有何种人生观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来源于人民，理应为人民服务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随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去苏联学习合唱指挥，之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长达三年的留学期间，我每天埋首于专业学习，反复研读总谱，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观看排练和演出，尽全力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的成长之路，皆是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所学的一切，都应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专业所长回报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被调任首席指挥，同时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用了“笨办法”：从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开始，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受到了观众的欢迎，被誉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这其实只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。这样一件小事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花费巨大力气引进西方歌剧，但这并非终点。歌剧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懂，语言至关重要。古语有云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哪怕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位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努力促进民族在文化上更加健康、充满活力和创造力。

近年来，许多人称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认为我在90多岁高龄依然坚守指挥一线。我只是认为，认准了该做的事，就全力以赴地去做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先后三次罹患癌症。当有人问我是否害怕时，我说，害怕能解决问题吗？疾病来了就治疗，如果是无法避免的，那就抓紧时间完成该做的事情，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挺过来了。

前不久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授课指挥。周围的人总问我是否疲惫。一天的7小时课程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够将这些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更有价值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是其中的主帅，不仅需要掌握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素养、组织能力，更要具备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正与生命赛跑、与时间赛跑，能多做一点是一点。从19岁参加革命开始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努力了一辈子。

我一直认为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中有音乐，便永远充满活力。我这一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过是在自身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，为国家的文化建设贡献一份绵薄之力。

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，没有别的愿望，唯独非常珍惜一切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，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

（作者为指挥家，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