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人生目标很简单：国家繁荣昌盛，人民安居乐业，而我能成为一名好医生。我最大的特点是喜欢探究事物的根本原因，总爱问“为什么”。

从小，看到五彩斑斓的花朵，我就会好奇它们为何颜色各异，这个问题曾让我深思。我认为阅读、提问和思考至关重要，任何事情都应追根究底，不放过任何疑问。

我的祖父王西星是一位出色的商人，在他离世时，我的父亲年仅10岁。祖母悉心抚养了父亲和叔叔，后来又将孙儿孙女们带大。我出生于1924年，成长在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。我在教会学校接受了法式教育，先后就读于萨坡赛小学（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）、震旦大学附属中学（现上海市向明中学）和震旦大学医学院（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），毕业后在广慈医院（现瑞金医院）工作。

我家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影响。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恰好组成了“仁义礼智信”，我排行老二，名字是振义。祖父将大量财富用于支持中国红十字会的“万国董事会”，并资助上海医疗队前往武昌起义前线进行战地救护。我的父母也乐于助人，他们认为奢侈的生活是浪费，并常常告诫我们：“你们有没有想到那些无家可归、身处困境的人们？”

父亲毕生的心愿是培养好我们八个子女，让他们都接受高等教育，为国家效力。我的兄弟们大多从事理工领域，例如五弟王振信，被誉为“上海地铁之父”，为上海地铁的设计与建设做出了贡献。儿时，每周的家庭餐桌旁，父亲都会检查我们的学业，根据成绩给予表扬或体罚。我是唯一从未被打手板的孩子。

我自小便对科学充满兴趣。中学时期，我虽然专注于学业，但也喜欢阅读课外书籍。

我的生活轨迹，无论是家庭、学校还是医院，都围绕着卢湾区那一小块区域。我从小学开始学习法语。后来，日本侵略者要求学生学习日语，但我们学校进行了抵制。那时，我每天阅读《申报》，与父母一起讨论日军的暴行，心中充满了愤怒。

父亲为人严肃且沉默寡言，对子女管教严厉，生活朴素，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的性格。中学时期，战乱频仍，日军的残暴使生活异常艰难。那时的我，可以说是悲观主义者。进出法租界，需要经过日本侵略者的检查和搜身。震旦大学附中的许多法国籍教师，同时也是天主教徒，他们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来到贫困的中国办学，在我看来是了不起的。我与6位志同道合的中学同学，经常聚会，练习英语演讲，分享读书心得和新知识，如同一个学习小组。我们都渴望提升自己，能够帮助他人，并立志成为无私奉公的好人。这6位同学对我至关重要，我甚至将我的微信名设为“Seven John（7个约翰）”来纪念他们。他们虽已离世，却依然“活”在我的微信里。

我与奶奶感情深厚。她因伤寒离世，当时我还小，对名医也束手无策感到非常伤心，于是立志学医。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一位孩子从事医学。我学习法语，因此选择法语教学的震旦大学对我来说更为便利。进入医学院后，我并未立刻确定未来的专业方向。最终，我选择内科，自认为动手能力稍弱，但思考能力尚可。

医学院的学业十分繁重，但我深得老师们的喜爱。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在班上仅挑选了两名学生重点培养，我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我“开小灶”，把我带到病理科指导我看片子。老师本人也是医生，主动加班，只为教我一人。我最终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。

20岁时，我爱上了同学谢竞雄。巧合的是，她家和我家都住在高安路。我以不安全为由，每天送她上学，并在放学时等她一同回家，这份感情持续了一生。她是儿科医生，我称她为“谢医生”，她则称我为“王医生”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国民党的腐败政治令人深感失望。我的三弟振礼被捕，我为此四处奔走。振礼是我们兄弟中最聪明的，他仅仅因为喜欢摄影，拍摄了一些学生运动的场景。我的大哥振仁，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是中共地下党员，我和全家正是通过大哥初步认识了共产党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共产党的政策深得民心。就连我的母亲也担任了里弄干部，我至今记得她拿着喇叭向居民们发布安全提示。

那时，新生的国家万象更新，人与人之间互助友爱。1957年，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访华，其中有人感叹：“天主教所追求的，如今你们中国已经实现了！”确实如此，上海从一片混乱中迅速焕发新生，社会治安良好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我刚从震旦大学毕业，便致力于攻克疑难杂症，并积极参与公益事业，担任了医院的工会副主席。我曾是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，后来又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。

当然，个人发展如同国家一样，也曾遭遇困难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我逐渐认清了自己。我曾一度以为自己再也无法重拾医生这一职业，那时我感到生命失去了意义。然而，我只会做医生，只想救治病人。即使让我作为一名赤脚医生在农村工作，我也心甘情愿。

我一生大致做了四件重要的事情。

第一件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前往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。当时，为解放舟山群岛，战士们在太湖进行军事训练，游泳、驾舟，却不幸感染了湖中的血吸虫，严重影响了战斗力。我奉命前去为战士们诊治，疗效显著，并因此荣立三等功。

第二件，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我前往中朝边境，为志愿军战士治疗疾病。当时，我遇到了一种“怪病”：一大群战士出现咳血、头痛等症状，被诊断为肺结核伴结核性脑膜炎，但药物治疗无效。我仔细询问病情，许多战士提到曾捕捞河中的小鱼小虾，因战事紧张，未充分煮熟便直接食用。我联想到《实用内科学》中的相关记载，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，最终确诊为肺吸虫病。未煮熟的小龙虾体内含有大量肺吸虫，对症下药后，病情得到了控制。部队领导对此非常高兴，授予我二等功。

第三件事，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。这种疾病极其凶险，极易引发大出血，90%的患者无法存活两周，是全球血液科医生最棘手的白血病亚型。作为一名血液科医生，看到年轻患者在眼前迅速离世，我感到非常痛苦。我长期研究此病，查阅大量最新文献，四处寻找药物和治疗方法，经历了多次失败，最终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的疗效。谢医生退休后在儿童医院担任顾问，遇到一位病危的小患者，便询问我是否能用我研究的药物救治。我告知她，该药已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出良好效果且毒性较低。与患儿家长沟通后，我们使用了该药物，孩子得以康复。此药价格不高，使用方便，仅需口服，即可将“坏细胞”转化为“好细胞”，使95%的患者症状得到缓解。
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进一步联合三氧化二砷，形成了治疗该白血病的“上海方案”，并成为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。我因此获得了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项——凯特林奖，获奖评语称我是“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”。当年发表的论文是全球百年以来引证率最高、影响力最大的86篇论文之一。这并非我一人之功，而是团队协作的成果。我未申请专利，是为了让全球患者都能负担得起，并尽快获得救治。当时一盒药不到10元，总花费不到100元即可治愈此病。

第四件事，是进行“开卷考试”，我充当年轻医生的“拐杖”。80岁时，我已不再身处临床一线。但我要求血液科每周提交一个真实的疑难病例，由年轻医生出题，我则查阅文献资料，反复斟酌，每周四到科室参与讨论。在两天时间内，我能从近万篇文献中筛选出100篇相关论文，再从中选取二三十篇制作成幻灯片与大家分享。这样的“考试”持续了20多年。年轻医生科研临床事务繁重，我替他们泛读文献，精选资料，供他们应用于临床，扮演了一个老“拐杖”的角色。记录这些“开卷考试”的《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》已出版了三册。

“开卷考试”有三个益处：一是能解决病人问题，至少取得进展；二是教会年轻医生如何检索和分析文献；三是不断学习和吸收最新信息，保持大脑活力。因此，“开卷考试”对我而言是一种极大的享受。

我必须感谢改革开放，它为我们提供了发现新事物的机会。思想的解放和条件的成熟，促成了后来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。

我门下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，其中有三位成为院士。然而，这并非我个人的功劳，而是国家和社会培养的结果。陈竺本身就非常优秀，考试成绩始终名列前茅；陈赛娟是第二名；陈国强则担任了海南医科大学校长，并在改革中冲在前面。是时代赋予了他们机遇。

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如同一条抛物线。当一个人处于科研的巅峰时，接下来的发展可能会趋于平缓。因此，在达到抛物线顶点时，就应该适时退场，将舞台交给更年轻、更有能力的一代。这样，抛物线的顶点就能持续向上延伸，而非向下坠落，这更有利于整个事业的发展。当年，我很快就将血研所所长的职位交给了陈竺，因为我知道他能做得比我更好。

我在上海生活了百余年，但没有自己的房产。目前居住的住所是瑞金医院为我租的，日后需要归还。

今年我已102岁高龄，似乎被上天遗忘了，但国家依然记挂着我这位普通医生。2024年，我荣获了国家授予的“共和国勋章”。哎，我最思念的人是谢医生。她在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就已离世，那是在2010年。她未能亲眼见证，却与我共同经历了很多艰辛。

有媒体称我为“中国药神”，这并非事实，何来“神”之说？而且，“上海方案”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。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中的一种类型，仍有许多其他类型的白血病是目前难以治愈的，这让我深感忧虑。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去寻求突破……

（整理：李泓冰）